​历史的星空｜大家风范（十二）——李劼人：中国的“左拉”（三）

历史的星空｜大家风范（十二）——李劼人：中国的“左拉”（三）

李劼人：中国的“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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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人们的思想上，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上激起了狂澜，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两三年间全国赴法国勤工学习的达到了2000多人，其中又以四川、湖广籍的人最多。

李劼人此时正在担任《川报》主笔，正是他大胆地刊登北京五四运动及“巴黎和会”的消息，四川的五四运动才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之后，李劼人又主编四川第一个新文化刊物《星期日》，倡导“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促使人人的觉悟，解脱了眼前的一切束缚，根据人生的究竟，创作人类共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星期日》整整影响了巴蜀一代青年，巴金、艾芜、沙汀等都是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所创办或主编的《华阳国志》《笔阵》《四川时报》副刊等刊物都成为他抨击现实社会的武器。

五四运动期间，受同学周太玄影响，李劼人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专攻文学。在母亲和舅父杨砚愚等人的支持下，凑足了留学费于1919年8月离开成都远赴法国，直到1924年6月才返回国内。李劼人也是中法友谊的历行者。在法国期间，他与底层民众有了深入的交往和了解，并受到了他们的关爱。他的中篇小说《同情》真情的记述了这段历史。而今，李劼人留学的蒙彼利埃，已与李劼人出生的成都市结成友好城市。

还在巴黎留学时，李劼人与周太玄、王光祈等一道就读于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在“别求异声于异邦”的影响下，专心研究法国文学、从事翻译工作，积极向国内介绍法国文学。他在《〈文明人〉译者序》中说：本书出版于中华民国建元前六年，故涉论及于中国，犹戴龙徽，虽然国徽之变矣！而中国之为中国，有以异于二十六年前之中国乎哉？则如西贡之法国人，今亦犹昔，未必便于‘文明人’时代也。”李劼人留法期间，专攻法国文学史，专注于法国自然主义及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和作家研究，左拉和福楼拜对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李劼人一生相继译出莫泊桑、都德、福楼拜、左拉等文学大师的著作，以及《烦恼》《和解》《文明人》《马丹玻娃利》《小东西》等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输入法国文学的译者之一。法国汉文学家温晋仪称李劼人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

1936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城外的沙河堡，最后在一菱角堰边建筑了自己的以黄泥筑墙、菱草为顶的栖身住所，并在门楣自题“菱窠”匾额。他将自己居所以“菱窠”名之，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也隐含了他植根民间的朴素文学理想。

抗日战争一开始，李劼人态度鲜明地、积极地投入爱国政治运动。1937年秋，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在成都发起文化界救亡协会，李劼人参加了协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迟迟没有与日绝交，李劼人公开撰文《对日绝交之我见》，明确主张中日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政府应该立即与日本绝交。1938年5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郭沫若、老舍、田汉等为理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第二年，成都筹备的分会成立，李劼人担任理事。整个抗战时期，他积极参与成都文协分会活动，与文艺界中共党员交往，在他们的影响下，努力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

在文艺运动中，李劼人也是作为一面旗帜而出现的，他先后主持编辑出版《追忆王光祈先生专刊》，组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主持成都文艺界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以及资助张天翼出版短篇小说集《好人家》等，广受文坛好评。

与此同时，李劼人的努力又迥异于其他文化名人，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又投身工业界，这与他一生的行为主线——“富国强民”极其吻合。他曾出任卢作孚主持的民生公司机器修理厂厂长，转道实业救国，而在任嘉乐纸厂厂长、董事长、总经理时，“不以赚钱为目的，抽拨大量奖金支持文化事业”，并暗中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李劼人被提名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担任成都市第二副市长，一直到他逝世。担任副市长后，李劼人依然穿着一身中式长袍，一双圆口布鞋，被人戏称为“长袍市长”。有人曾问他，为什么开始不愿意干，后来又接受了？他很坦然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奇怪？我是发过誓不做官的。再说我岁数也大了，时间不多，想集中精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清朝时候的官，我看过；国民党的官，我也看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多费了一些，但是我相信，我要写作，共产党是会支持的。

李劼人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后，还兼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第一、第二届代表，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等职。他在副市长任上最大的一项政绩，就是筹建杜甫草堂博物馆。1100多年来，历代修复、重建杜甫草堂，前后多达十三次。国民党统治以来，草堂失修、更兼川军混战，对草堂破坏极大。成都解放后，百废待兴。1952年起，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决定全面整修杜甫草堂，并成立杜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李劼人担任主任委员。

李劼人在恢复杜甫草堂的规划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延年回忆说，“对草堂进行大规模的整修，李劼人特地到草堂察看现场。他根据乾隆、嘉庆石刻少陵草堂图，提出既要力求恢复原来建筑面积，又要考虑今天实用需要。因此，决定留影壁、草堂正门、诗史堂、工部祠等建筑……”经过持续三年的整修，1955年5月，杜甫草堂与杜诗版本展览室第一陈列室正式开放。次年5月，第二陈列室正式开放，还举行了杜甫诗意画展，郭沫若手书联，当代画坛名家刘海粟、齐白石的作品展。

1958年3月，毛泽东参观了杜甫草堂，并借阅草堂收集的各种版本杜甫诗集。1958年3月至1986年2月，邓小平五次访问杜甫草堂。2002年5月，江泽民参观杜甫草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和郭沫若等均到过草堂，并题词留念。这无疑是对杜甫草堂修复、建设、保护和宣传的最大肯定。

“草堂留万世，诗圣著千秋。”草堂与诗圣杜甫紧密相连，草堂也是我们感怀寄情所在。李劼人为草堂重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与草堂永存。

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因心脏病发作，在成都逝世，享年71岁。李劼人一生所著汇成《李劼人全集》共17卷20册，6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