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 长城抗战-56

九一八事变后 长城抗战-56

黄绍竑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团参谋长）

四 居仁堂军事会议

大约是三月二十三、四号，前方比较平静，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当时虽说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蒋来北平是听取各方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高级将领都出席作了报告。

古北口方面总指挥杨杰在席上大谈其后退配备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门阵地（古北口以南的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一举就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转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

何应钦素与杨杰不睦，素来都把杨杰叫作杨大炮，听了很不高兴，就说：“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杨杰说：“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何应钦就叫：“王厅长（伦） 你立刻打电话去问问徐军长（庭瑶）前方的情形怎样？”

王伦打电话问徐庭瑶，回话说前方很平静。弄得杨杰当场下不了台，满面通红，一言不发。不久杨杰的总指挥也撤销了，由徐庭瑶代理。杨杰从此就反对蒋介石。不过日军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个骑兵旅团，是由多伦方面转移过来的。

蒋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家，并同何应钦、杨永泰和我在香山饭店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他就经保定转回南昌去了。蒋还交下一些问题，留杨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

当晚我即邀杨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玩，顺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问题。到有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宋哲元驻平代表萧振瀛。杨惜惜是以前平汉铁路局会计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钱都归了杨惜惜。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车，华丽的公馆（缎库胡同五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财，经常有些“要人”出入。我们这些人在那里真是乌烟瘴气，蒋介石交下来的所谓军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量处理的。

长城战事日形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军事布置。我们调了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驻军在驻守地区，入夜是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方，他们不守驻军的戒严令东窜西窜。驻军哨兵要他们站住加以盘问，也是很平常的事。

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同武装进行自卫。

何应钦问他缘故，酒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证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钦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

尽管长城战事如何紧张，何应钦和我还摆出好整以暇的姿态。有时去玩玩高尔夫球，有时去打打猎。有一天，他同我去游颐和园，那时浮水初解，浮冰绿水之间，有上百成千的野天鹅浮游。我们问管园的可不可以打？他说从来没人打过，所以它才年年敢到这里来快乐地游玩，一过春天，它就飞去，一到冬天，它又回来，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禁令，可是从来没有人打过，以免破坏这天然的美景。

他说话的用意，无非是想阻止我们去打。但我们猎兴大发，莫说没有禁令，就是有，我们一个是军政部部长代理北平军分会委长，一个是内政部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参谋长，莫说是要打几只野天鹅来玩抚。就是要打三贝子花园里（即现在的动物园）养的老虎和狮子又有谁敢来阻止呢？于是我们居然开枪打了。后来听说天鹅从此就不来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冯玉祥这时在张家口开始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我同冯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徐州第一次见的面。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到南京，又见了一次面。三月二十八日我以私人名义，同高参陶钧到张家口去访问他，并看看情形。他请我吃一顿粗劣的晚饭，席间他说明了他抗日的宗旨，并力诋张学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误国卖国。

我心里想：现在长城不是正在抗战吗？何必另立旗帜。但我又想到抗战人人有责，多一方面的号召，壮壮声势总是有益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光杆。让他搞去吧，横直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没有同他辩论什么，也没有劝他到南京去，我就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但何却对冯十分重视，他说：“冯这个家伙野心很大，抗战不过是用来掩护的名词，以后如何发展，如何收拾，很成问题。”长城战事正在吃紧，只好暂时不管。

四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北平军分会要他在邯郸候命，不拨火车给他北上，他就步行到了定县。我与方振武以前也有一面之交，何应钦要我去定县，同方商量，改编后参加抗日，拟改编为两个旅，以鲍刚、张人杰为旅长。他不同意，继续步行北上，到达徐水、满城附近。

后方军队这样自由行动，何应钦大起恐慌，于是借口统一军令，饬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一律取消，其有人马充足的部队准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这个命令的用意是想破坏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不发生什么作用。方振武、鲍刚等的部队仍继续徒步向张家口集中从事抗日，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五 我军的抵抗和撤退

北宁线方面自何柱国军退守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隔河对峙。

喜峰口方面因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防御相当坚固，敌人避免正面攻击的牺牲，找到冷口方面的弱点。那里原是东北军缪溦流师担任，后来商震部的黄光华师增加上去，虽然努力抵抗，但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冷口遂告失陷。

日军占领冷口后，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阵地的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的后面，向防守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形成前后夹击的姿态。因此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不能不撤退，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敌人继续前进，先后占领遵化、玉田、丰润，向我军压迫。我为了布置津东防御去天津走了一趟。我在天津还去拜访了亲日分子张志潭（已由南京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我在言语之中表示要他顾全大局，听候中央处置，不可单独行动。他表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首先军队纪律太坏，人心恐慌，甚至有些人宁愿欢迎日军到来。他的话可说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某些人。我在天津想与前方联络，但联络不上。因为那条线（即宁河宝坻之线）并不是预先构筑好的阵地，而是临时征些民工挖了一些土壕，更未架设通信网。前方情形十分混乱，眼见那线也守不住。我转回北平把情形报告何应钦。

古北口方面是敌人进攻的主力。自古北口失守，我军就坚守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军以全力进攻，战事很剧烈，进展甚慢。徐庭瑶的三个师，起初是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得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换下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又被打得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换下第二师。由南天门而石匣镇、而密云，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就是这样挨了两个多月，是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

三月间因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第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我对她们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说，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方面激烈得多，她们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

徐庭瑶军退到密云附近，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已残破，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平军分会事先把傅作义的部队调到昌平附近向怀柔、顺义出击。但经日军的攻击，作战不利，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五十多里。而京东方面的日军既占领三河进迫通州，宝坻日军进迫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这是五月二十四日的情形。

当日军迫近顺义的时候，日军飞机九架飞过北平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敌徽及驾驶员的面目都看得清楚。那时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防空洞设备。我和何应钦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假山下去躲避。我们的高射炮队也咯咯放了几响。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事后英、美外交人员深不以我们的高射炮的射击为然。他们说：“日机不是来轰炸的，向他们射击，就会引起他们的轰炸或扫射。”但敌机不轰炸、不扫射，只有天晓得。也许他们外交人员事先知道吧。

这个期间，德国总顾问费而采，也在北平参加我们作战计划的制定。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他每天都到居仁堂听听情报、看看地图，或同我们谈谈。但我觉得他只有一般的战略见解，尤其对中国部队的情形根本就不清楚。东北军自滦西撤到宁河、三河之线，又被敌人突破。他问我，那方面既不是敌人的主力，东北军的番号又那样多，为什么守不住？这个很容易答复的问题，弄得我很难答复，只好耸耸肩膀。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他仍然到居仁堂，见办公室的作战计划地图都揭下来了，就大惊失色。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请他回南京以保安全，随后就调回国去了。蒋介石后来又聘请德国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将军当总顾问，他在德国当了很久的国防部部长，是凡尔赛条约后第二德国陆军的保育者。我曾参加他与蒋介石的座谈， 蒋介石问他对日国防的意见。他说：“最危险的是这条扬子江，必须沿江建设要塞，并沿江构筑游动炮兵阵地，沿江布置游动炮兵。否则一旦开战，日本舰队就可直捣汉口，把中国分为两下。”我觉得他的意见也很平常，难道这种平常道理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教外国顾问吗？不过在蒋介石统治的时候，德国顾问是很吃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