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温玉成回忆一开国上将：此人工于心计，当年把我摆了一道

开国中将温玉成回忆一开国上将：此人工于心计，当年把我摆了一道

开国中将温玉成晚年常常提起一件往事，说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平。那是在文革期间，他和一位开国上将共同担任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因为不愿给样板戏文工团开特权，得罪了那位手握大权的江姓女士。在多次遭受批评后，这位上将向温玉成提议一起写检讨，共担责任。谁知这竟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局＂，最终温玉成一人背起了所有责任。这位工于心计的上将是谁？他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老战友？他的人生轨迹又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一、从农家子弟到红军干部

1909年，在湖北黄安一个贫苦的农家，谢富治出生了。这里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土地贫瘠，收成微薄。谢富治从小就要帮家里干农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在那个年代，能读书识字已是难得，但谢富治抓住了一个机会。他在族中一个私塾帮工，扫地、烧茶、整理书籍，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文字。

当时的私塾先生见这个小伙子勤快，便允许他在做完杂务后旁听。谢富治就这样断断续续学会了认字，这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26年，一场改变他命运的机遇来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革命的浪潮开始在湖北各地涌动。当地农会开始组织农民运动，谢富治积极参与其中。

在农会工作期间，谢富治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他带领农民与地主斗争，维护农民权益，很快就在当地农民中树立起威信。然而好景不长，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躲回老家，靠给人做工维持生计。

1929年，黄麻起义爆发，谢富治被这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深深震撼。他毅然决定参加红军，由于他在农会工作时的表现突出，加上能认字写字，很快被分配到了基层政工岗位。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红军工作期间，谢富治展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敏锐性。他先是在连队担任文书，负责处理文件往来。由于工作认真细致，加上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很快引起上级注意。1930年，他被提拔为团政治部干事，开始接触更多的政治工作。

这一时期，谢富治负责编写宣传材料、组织政治学习，并协助上级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他的工作方法很有特点：白天和战士们一起训练、生活，晚上就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这种贴近群众的工作作风，使他在部队中树立了良好声誉。

1932年，谢富治又连续升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在这些岗位上，他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军队干部管理工作。他善于发现和培养基层干部，注重从实践中选拔人才。当时有个战士叫李德山，是个放牛娃出身，谢富治发现他工作积极，就亲自教他识字，后来这名战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

到1934年，谢富治已经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骨干，被任命为组织部长。这是一个关键岗位，负责军队干部的考核、任用和管理。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与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有了更多工作交往，也逐渐进入了高层决策圈。

这段经历为谢富治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一个农家子弟到红军高级干部，短短几年间的快速提升，既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也反映了那个革命年代的特殊性。而这仅仅是他人生转折的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

二、长征路上的重要抉择

1935年是谢富治军旅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夏天，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两支部队的会合本应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局面。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主张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发展。在这场争论中，谢富治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亲历了整个决策过程。一次重要会议上，他作为总政治部的代表列席参加。会议中，张国焘提出要另立中央，并要求所有高级干部表态。

面对这一局面，谢富治做出了一个关键选择。9月下旬，他在一次军事会议后，找到了同样持反对意见的李先念。两人商议后决定，必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们暗中组织了一批干部，准备适时采取行动。

这个决定充满风险。当时张国焘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军队，反对者很容易被打上＂反革命＂的标签。10月初的一天夜里，谢富治和李先念带领一批干部，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驻地，向北进发寻找党中央。他们走的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线，要穿过敌人控制区，还要躲避追捕。

在穿越松潘草原时，他们遇到了最大的考验。当时正值深秋，高原上寒风凛冽，粮食补给极其困难。队伍中有人开始动摇，提出返回的想法。谢富治和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重申了他们的选择。经过艰苦跋涉，这支队伍终于在甘肃会宁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次选择为谢富治赢得了党中央的信任。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谢富治实事求实地汇报了当时的局势，并表达了坚决拥护党中央的立场。这次谈话后，中央决定委派谢富治担任重要职务。

1936年初，谢富治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负责全军的干部工作。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参与更多军队重大决策的制定。特别是在西安事变期间，他参与了许多重要会议，亲历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全过程。

这段经历也让谢富治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善于在复杂局势中把握方向，长于在矛盾中寻找平衡点。这些特点在后来的工作中多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谢富治已经成为党中央倚重的重要干部之一。他的这次选择，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为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一个方面军的政工干部，到全军的重要领导者，谢富治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角色转变。

三、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谢富治被派往河南，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这支部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处于敌后战场最前沿，既要打击日军，又要应对复杂的地方势力关系。

1938年春，日军对河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一次重要战役中，谢富治指挥部队采取了一个特殊战术。他让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村庄，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在准备反击。当日军认为地区已经控制住时，新四军突然从各个方向发起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很快在其他部队中推广开来。谢富治还特别重视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在河南组织了大量的地下工作者，建立了秘密交通网，为部队提供情报和补给支持。在他的工作下，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实力不断壮大。

1940年，谢富治临时改任豫鄂边区政委。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岗位，因为当时这个地区不仅面临着日军的威胁，还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调整部队部署，把主力集中在战略要点，同时分散小股部队发动群众。

在经济建设方面，谢富治提出了＂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口号。他组织部队和群众开荒种地，建立了军民合作社，解决了根据地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他的主持下，豫鄂边区还建立了被服厂、军工厂等生产单位，大大提高了部队的自给能力。

1942年，华北局决定调整干部配置，谢富治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委。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时晋察冀根据地正面临着日军的＂扫荡＂，形势十分严峻。谢富治到任后，立即投入到整顿部队的工作中。

在晋察冀期间，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件。1943年夏，日军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蚕食＂行动。在一次战斗中，谢富治所在的指挥部突然被敌人包围。危急时刻，他带领警卫连突围，在穿过敌人封锁线时，还救出了被困的地方干部。这次经历后来被写入了晋察冀军区的战史。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后方建设。1946年，他被任命为华北局组织部长，负责干部培训和人才储备工作。他创办了多所干部学校，为解放后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上，他提出了＂重实践、重基层＂的标准，这个标准影响深远。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谢富治开始筹划和平建设工作。他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为接管大城市做准备。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带队进入城市，负责接收、改造旧政权机构。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四、事业巅峰与人生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谢富治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开始主持首都的具体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治理城市交通。当时的北京，人力车与汽车混行，秩序混乱。他提出了＂划分道路等级，分类管理＂的方案，在主干道上限制人力车行驶，在街巷保留传统交通方式。这个方案既保证了交通效率，又照顾了人力车夫的生计。

1954年春节前夕，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永升斋饭庄推出的年糕出现大量变质，导致多人食物中毒。谢富治立即组织人员调查，发现问题出在储存环节。他随即下令对全市食品行业进行大检查，建立了食品卫生监督制度，这套制度后来成为全国的样板。

1956年，谢富治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治安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个政策首先在北京试行，效果显著。有一次，一个盗窃团伙的成员主动投案，交代了团伙作案的详细情况，最终破获了这个长期作案的犯罪集团。

1959年，谢富治又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一时期，他特别重视基层警务工作，创立了＂片警制度＂。每个片警负责一个固定区域，与居民建立密切联系。这个制度使得警察工作更贴近群众，预防性打击犯罪的效果明显提高。

然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谢富治的工作重心被迫转向。这年8月，他被调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这时的北京局势极其复杂，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冲突不断。在一次大规模冲突中，谢富治采取了一个特殊措施：派军人分别进驻对立双方的大本营，以＂共同学习＂为名，实际上起到了隔离和降温的作用。

1967年初，谢富治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期，全国各地武斗频发。在处理武斗事件时，他坚持＂不偏不倚＂的原则。在某省发生严重武斗后，他派出工作组，不分派别一律采取隔离措施，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1968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斗抢枪事件＂。某地群众组织抢夺了军队武器库。谢富治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专门小组处理，采取＂先稳定、后处理＂的策略，避免了可能的流血冲突。这次事件的处理，被上级称为＂处理武斗典型案例＂。

但是在1970年，谢富治的命运出现了转折。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发言，被认为＂不符合形势＂。随后，他被免去公安部部长职务，改任其他工作。这次转折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重大变化，也为后来与温玉成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五、晚年生涯与历史定位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谢富治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主要负责为恢复和重建法制工作提供建议。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1979年春，一个重要的案件摆在谢富治面前。这是一起发生在1957年的＂反革命集团案＂，涉及多名知识分子。谢富治仔细审阅了案卷材料，发现原判完全缺乏事实依据。他立即向上级提交了详细的复查报告，建议为这些人平反。这个案件的平反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那个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典型案例。

1980年，谢富治参与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特别强调要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的原则。这个建议最终被写入法律，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条款。同年，他还参与制定了《关于加快司法改革的若干规定》，为司法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1982年，已经75岁的谢富治开始整理自己的工作笔记和文件。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份1952年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记录了他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处理一起涉及多名机关干部的贪污案的经过。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既要惩治犯罪，也要教育挽救＂的理念。

1983年，谢富治应邀参加了一次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法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期，一些执法部门过分扩大打击范围的教训。他的这次发言，为当时正在开展的严打整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4年底，谢富治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任务：参与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部条例吸收了他多年来在公安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关于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规定，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依法治理理念。

1985年初，谢富治正式退休。退休后，他仍然关注国家的法制建设。这一年，他特别关注了一起发生在某省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这个案件涉及到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他专门写了一份分析报告，指出要注意区分经济违法和一般刑事犯罪的界限。

1986年，谢富治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具体做法。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新中国政法工作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

1987年5月，谢富治在北京逝世。他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政法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完善法制建设、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经验。